|
图为周勇正在调试高速动车组电气部件。
当年，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偷偷爬上内燃机车车头时，他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如今，小男孩长成了国内高铁电气系统的调试专家，经他的手，调试过600列高速动车组，安全运营里程超过8亿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万圈。
他是周勇，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中华技能大奖”这一在国内技术工人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得者。
人家都当领导了，他还是一线工人
周勇出身于火车世家。父亲在原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工作了四十多年，哥哥周委在济南铁路局青岛站工作了30个年头，而他从18岁进入原四方机车厂当工人，一气干到了今年46岁。
周勇从小便对火车有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以跟着父亲到厂的澡堂洗澡。那时候就觉得火车这大家伙太神奇了。”周勇说，每次他都会偷偷爬上内燃机车的车头，他最爱看蒸汽机车喷出的热气，感觉像给火车施了魔法一样。火车的汽笛声也好听，呜……那节奏，真带劲！
伴着汽笛声，时间来到1987年。从青岛第五十中学毕业后，18岁的周勇子承父业，进入原四方机车厂，从事机车车辆的“心脏”——柴油机的综合试验工作，一干就是28年。只是，随着国内轨道交通的发展，周勇调试的列车从最初的机车车辆发展到如今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
周勇当年的同班同学，大多跟他一样被分配到原四方机车厂。28年过去了，同学们有的走上管理岗位，有的走上工艺设计等技术岗位，像老周这样仍然坚守在一线的，已经不多了。
好多同事都问他，“老周，在一线干了快30年了，你就没想过调调岗位？”
老周总是很平淡地说：“上世纪90年代，厂领导把价值900多万元的机车交给我来调试。现在，一列动车动辄就上亿元，领导放心把担子交给我，还有什么比这份信任更值钱。不是说离了我周勇就干不成事儿了，而是我觉得只有在第一线，才能体现一名技术工人的价值。”
当工人，并不是简单执行命令
2007年春天，登上第一列国产化高速列车“和谐号”，作为青岛-于官屯段高速动车组运行的第一批体验者，周勇的哥哥、老铁路工作者周委着实感受了一把“比风还快”的速度。但当大家沉浸在兴奋激动之中的时候，周委心里却在想：为了确保时速200公里高速动车组安全平稳运行，承担列车调试工作的弟弟周勇已不知多久没跟家人正经坐下吃顿饭了。
时间退回到2004年。南车四方股份公司首次技术引进时速200公里高速动车组，项目重头戏——调试重担落在了周勇他们的肩头。调试是高速动车组在厂内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如果把高速动车组比喻为一个人，一条条电气线路就是一根根血管和神经，周勇的工作就是让列车的血脉通畅起来。
一列高速动车组总共有四万多个零件，光与电气直接相关的部件就有上万个。“外方专家只会告诉你怎么调，但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调，而涉及到关键技术，更会守口如瓶。”至今，周勇仍清楚记得，在一次对动车组进行调试时，没有任何人操作的情况下，空压机出现阵发性故障，自己运转起来。团队采取了很多测量方法，却没发现任何问题。那段时间，周勇吃住在公司，一边学原理，一边做试验，仅查阅的图纸和资料堆积起来就有两三米高，工作笔记达几十万字。终于在第四天，找出了故障原因——原来是其中一个继电器内部一个极小的参数与列车设计不相符。而像这样的继电器，一列动车组就有两千多个。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周勇和同事们基本消化了高速动车组调试技术，打破外方技术壁垒，这令外方专家颇为惊叹。
在许多人看来，一线工人就该毫无条件地按照研发和设计人员的指令将图纸转换为产品，但在周勇看来，现代产业工人绝不该仅仅停留在执行命令层面。“一线工人是研发与工艺设计转化为产品的执行者，也是产品的第一用户和体验者，如果我们能够参与工作法和工艺的改善提升，并把这些意见建议反馈给研发和设计人员，就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这也是现代产业工人的使命与职责所在。”在周勇看来，创新从来不是研发和设计人员的专利，一线技术工人也大有可为。
高速动车组大批量制造后，原来的调试方法跟不上进度需求，周勇编制了《高速动车组调试作业要领书》，这个要领书现场工人易操作，易理解，成为指导现场作业的标准性文件。南车四方股份公司自主研制CRH380A新一代高速动车组时，周勇担当该型动车组的作业调试，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坚，他编写出炉了厚达105页的CRH380A作业要领书。也就是这本要领书，将每列CRH380A高速动车组调试周期从14天缩短到5天，单此一项，为公司累计节约成本达1030万元。
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人称“工人教授”
|
每个工作日，早晨6：20，周勇准时出现在宁化路与温州路的交界口，等待开往城阳区棘洪滩的班车，而永远不离手的是书、平板电脑和蓝牙耳机。
“周师傅爱看书，不管是上下班坐班车，还是吃饭，甚至是走路，都能见他捧着本书看。”周勇带了十年的徒弟张振宇说。最让张振宇佩服的是周师傅 “那一口流利的英语”。
周勇工作后自学英语，从26个字母开始。
1989年的一件小事儿对周勇触动很大。“当时厂里从德国引进了一批机车，外方提供的资料以及机车上所有部件按钮的标识都是英语的，有的还是英文单词缩写。”那一次让周勇深深意识到，不会不懂英语，别说将来产品走出国门，就是要照搬学习别人的技术都没门儿。
从那之后，周勇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从背单词到翻看专业英语书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今他不仅能基本看懂专业英文书籍、外方提供的英文图纸，还能与外方技术专家面对面用英语交流，也能用同事们认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拗口的英语专业材料翻译过来。同事和徒弟们就给他封了“工人教授”的名号。
“平日里他是个沉默少言的人，看书是他最大的爱好，”周勇的爱人崔丛艳说，“你能想象得到吗，去年9月份那一个月，他就买了两千块钱的书。”崔丛艳说，这对只有周勇一人赚钱养家的三口之家来说，着实是不小的一笔开销。“但在买书方面，他不心疼花钱。”
“你的功劳有我的一半吧。”就在前不久，周勇进京捧回“中华技能大奖”这一国内技术工人领域的最高荣誉时，崔丛艳半开玩笑地对周勇说。而周勇很认真回她：“功劳全是你的。”
或许是自己从事技术工作时间久了，对0.01毫米的误差都不能容忍，这一工作特性造就了他在生活中过于刻板、更缺乏浪漫的性格特点。所以，周勇快40岁才结婚，儿子今年才3岁，“为了照顾孩子和这个家，媳妇生完孩子就没再上班。虽然看起来是我在养这个家，但她的付出不比我少。经常忙起来连不能回家都忘了告诉她，而她在家里却做好了饭傻等着我……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不过，让周勇觉得自豪和欣慰的是，“起码，媳妇以前不太看书，现在被我影响的也爱看书学习了，我们的儿子更是这样。”